“我們的城市不需要垃圾填埋場，垃圾分類回收率達到了99.9%。 ”昨天上午，在臺北案例，來自臺北環(huán)保部門的工作人員自豪告訴記者。也正因為如此，臺北案例入選了城市最佳實踐區(qū)案例，但達成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
在1996年之前，臺北市政府也曾苦惱如何讓民眾接受垃圾分類，而市民也并非人人合作，有人甚至寧愿帶著垃圾開車到郊區(qū)亂扔，也不愿在家分類。但10年之后，臺北成為了世界上垃圾分類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如何完成這個看上去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臺北市環(huán)保部門的工作人員顧志康告訴記者，政府因勢利導、疏堵結(jié)合、順應民心是臺北成功的經(jīng)驗所在。
逼出來的垃圾分類
顧志康告訴記者，在1996年前，在垃圾處理的問題上，臺北市有種被“逼上梁山”的感覺。“臺北市附近的垃圾填埋場告急，已經(jīng)快到無處可埋的地步，政府大聲疾呼，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臺北市將成為一座垃圾之城。 ”
在當時，垃圾分類已經(jīng)在臺北實施了20多年，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大家都怕麻煩，隨便一丟了事，而且很少有人搞得清如何去分類。
于是在1996年，臺北市政府采取了一項大膽的舉措，名為 “垃圾不落地”。取消固定的生活垃圾丟棄點，而是改為垃圾車定點定時回收，在全市建立200多個 “垃圾車站”，于是市民丟垃圾，如同坐公交一樣，需要定時到站點等候垃圾車。
這一措施看上去麻煩，但對垃圾分類回收卻很有效，市民丟垃圾從此有專人監(jiān)督指導，工作人員站在車旁，告訴人們那些是可以回收的垃圾，該如何分類。 4種分類也被簡化到了2種。
與此同時，垃圾分類普及也進入了學校，特別是中小學生的環(huán)保課上，往往回家作業(yè)就是第二天帶某種垃圾來學校，弄得許多家長也忙著幫孩子收集垃圾交作業(yè)。這種手把手的教育方式使得臺北市的垃圾分類知識的普及率在短期內(nèi)超過了之前的20年。
從不配合到成為習慣
對于新措施，臺北市民開始也并非全盤接受。以前走出家門就可以丟垃圾，現(xiàn)在要定時定點去回收站，許多市民不樂意了，于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隨便一扔。
應對這種情況，臺北市政府加強了對亂扔垃圾的處罰力度，如果被抓到現(xiàn)行，將被處以相當于200元到1000元人民幣的高額罰金，還組織了“垃圾偵探”，對垃圾內(nèi)信息進行分析，如果找到亂扔者的個人信息，也將上門追罰。除此以外還動用攝像頭、民眾舉報等方式遏制亂扔垃圾。
市區(qū)亂扔可能被抓，有人就開車去郊區(qū)亂扔，郊區(qū)管理部門一時頭疼不已，甚至動用交警檢查車輛內(nèi)是否帶著垃圾，但畢竟是個別行為，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很快就沒人再做了。
除了 “堵”，臺北市政府還是以“疏”為主，市民覺得扔垃圾的地方太遠，就調(diào)整回收點位置；如果錯過了“垃圾班車”，也可以把垃圾交給回收站管理員或者換一個站點；覺得還是搞不清分類，有專人會手把手的教育。在政府的努力下，市民開始漸漸習慣了這種方式。
在定點丟棄的基礎(chǔ)上，臺北市在2000年又趁熱打鐵推出了 “隨袋征收”，不可回收的垃圾必須使用加稅垃圾袋，從價值5角到12元人民幣不等，而可回收垃圾則免費丟棄。這意味著垃圾袋體積越小越省錢，于是一些市民看在省錢的份上，也開始盡可能的去分類垃圾，把可回收的垃圾挑出來，以減少丟垃圾的花費。
建議上海小規(guī)模試點
顧志康告訴記者，臺北面積不大，人口不多，教育水平基本一致，貧富差距較小，這是“臺北模式”得以成功的前提條件。
“上海的情況比較復雜，面積大，人口多，收入教育水準不一，而人口的流動性也比較大，所以上海必須發(fā)展自己獨有的模式。 ”顧志康表示，上海可以借鑒臺北市的一些經(jīng)驗。
顧志康建議，上?？紤]可以進行一個小規(guī)模的試點，先從一個小區(qū)、一條街道開始嘗試，漸漸摸索出適合上海的垃圾回收模式，再循序漸進的開始推廣，而這一切將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持之以恒的決心和耐心。
提交關(guān)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