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承諾到2020年，把碳排放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45%。外界對此褒貶不一。我們認為批評家們對中國的指責是錯誤的，并將在本文中揭示，他們的批評缺乏常識和背景知識。他們的謬見并非純粹的學術爭論：他們的批評為美國國內反對采取行動遏制氣候變化的人提供了庇護，是阻礙有效的氣候行動的冒險之舉。
無論以什么標準衡量，中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是頗具力度的。在經濟史上，除了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外，沒有任何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如此大幅度地削 減與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對于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在法律上約束自己實現這樣的目標是令人驚訝的，它體現了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擔憂。
對中國的減排目標的批評，部分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它允許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繼續(xù)上漲。中國政府認為，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能源服務水平低，億萬中國人仍然 過著貧困的生活。目前，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是中國的4倍。奧巴馬總統(tǒng)支持美國到2020年減少碳排放將近20%的目標。如果中國履行其哥本哈根 承諾，美國也執(zhí)行奧巴馬總統(tǒng)提出的減排目標，那么到2020 年時，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仍將是中國的2倍。1美國以中國為借口拒絕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是不誠實的行為。
雖然如此，對中國而言，接受溫室氣體排放的上限并努力把碳排放減少至零，仍然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分析家暗示，中國政府可能在2025年接受一個碳排放總量的限額，并在此基礎上，到2050年實現減少30%或更多碳排放量的目標。然而目前，中國為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執(zhí)行它已經提出的哥本哈根減排承諾。對中國2020年減排目標的批評既缺乏建設性，又有失公允。如果這些批評不是以冷嘲熱諷的方式掩人耳目、逃避責任的策 略，那就只能用學術懶惰或條件反射性的“抨擊中國”來解釋了。
為什么中國的承諾意義重大
對中國減排目標提出的主要批評是：它僅僅代表了現狀，或者說延續(xù)了當前的政策、措施和發(fā)展趨勢；可以這樣認為，它只體現了“一切照常進行”的態(tài)度，除此之外毫無新意。我們可以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首先需要說幾句題外話，解釋一下中國的碳排放強度目標。在這里，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經濟產出（國內生產總值，亦即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由于中國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燃燒化石燃料而產生的，所以碳強度跟能源強度緊密關聯。一個經濟體的碳強度關系到能 源的最終使用效率、高能耗重工業(yè)占經濟產出的比例，以及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行為。盡管中國消費者在住宅和汽車上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但中國的能源強度 和碳強度仍然相對較高，因為其工廠的效率相對較低，同時重工業(yè)在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能源強度和碳強度每年都可能改變。經濟學家用“能源消費彈性系數 (energy-GDP elasticity)來表示這種關系。簡言之，就是能源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的比值。如果經濟增長翻了一番，能源消費也翻了一番，那么這個比值（即所謂的 “彈性”）就是“1”。盡管發(fā)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通常均值為1.0至1.5，但在整個經濟史上，發(fā)展中國家都典型地表現為能源消費的增速快于 GDP的增速。GDP翻一番往往意味著能源的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長一倍甚至兩倍。
有說法稱，“中國的哥本哈根目標只要求維持其當前的政策，而并未提出新的要求；中國除了繼續(xù)實施其已經采取的措施外，無需再做別的事。” 如何看待這一說法呢？它是不正確的（見圖1和圖2）。
中國的哥本哈根目標將要求其碳強度每年減少4%。如果未來10年中國的GDP年增長率為8%，那么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必須是0.5；但如果GDP年增長率僅為6%，彈性系數就必須僅為0.33。中國的減排目標不依賴于GDP的增長。如果GDP增長速度慢，該目標將會更難以實現。中國的減排目標承擔著政治上的風險，其原因是：GDP增長將增添效率更高的新基礎設施，增長速度越快，高效率的新資本設備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如果經濟增長緩慢，則要求報廢 現有的資本設備。簡而言之，這意味著更多的現有工廠將被迫關閉。
但是，過去10年來，中國經濟在減少能源強度和碳強度方面做得并不好。自2001年開始，能源強度和碳強度開始明顯上升并逐年加劇，直至2006年2。 2000年到2005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增長遠遠快于經濟的增長。從技術上說，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和碳排放彈性系數遠遠大于1。 隨后，中國中央政府強制推行了一個5年期的政策，明確提出嚴厲的“能源強度”目標：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為此而 付出的艱苦努力，使上述趨勢得以改變。這一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但由各省市的政府部門貫徹實施。后者把該項政策視為拖累GDP增長的包袱和束縛當地發(fā)展規(guī) 劃的枷鎖。這項政策將于2010年到期。 過去10年間，人們期望產業(yè)結構的變化能對中國能耗的降低做出重要貢獻，也就是說，寄望于重工業(yè)占GDP的比重顯著降低。但實際上，主要工業(yè)（重工業(yè)、能源 密集型產業(yè)）占GDP的比例僅從12%降到了11%。第三產業(yè)或輕工業(yè)占GDP的比重則絲毫沒有增長。同時，鋼材、水泥和化學制品的產量還突飛猛進地暴 增。與2000年相比，水泥產量增長了一倍多，鋼產量則增長了幾乎3倍。 只是在最近兩年，中國才把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增速降到了GDP的增速以下。自2001年以來，中國在實現其哥本哈根減排目標方面沒有取得任何成就，只有2008年是一個例外。當然，由于2008年爆發(fā)了全球性經濟危機，對2008年的有關數據必須慎重地做出結論。例如，在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的電力 需求令人震驚地下降了7.1%，這是十分反常的。 而且，許多省份未必能達到它們當前的減排目標，并且可以預期，它們會反對繼續(xù)延續(xù)和加強這些目標（見表3） 中國目前的能源強度政策（亦是本文作者所支持的），可以被視為嚴格的、甚至極端嚴格的政策。該政策迫使成千上萬家未達標的工廠、電廠、生產線關閉。無法想像這一政策能在美國施行，更不必說繼續(xù)施行10年。像國際能源機構（IEA） 那樣把它視為“參考情景”，是大錯特錯的。 初涉氣候政策領域的人會感到迷惑，國際能源機構為此要負一定的責任。該機構的年度報告《世界能源展望》中包含的全球氣候政策選擇“樣本（情景）”誤導了人 們。最根本的問題是，IEA根據“當前政策”，構建了一個預測未來排放情況的“參考情景”或曰“基本情景”。這種構建IEA所謂的“參考情景”的方法，假 定中國會繼續(xù)延續(xù)其最近采取的降低能源強度的措施。同樣，歐盟的“20-20-20”哥本哈根承諾也被納入這個“參考情景”中，因為這是已經決定好的。IEA的做法獎勵了懶惰者，懲罰了負責任者。例如，2009年的《世界能源展望》提到了美國的《瓦克斯曼-馬凱氣候變化法案》(Waxman-Markey legislation)，但沒有把它到2020年時減排17%的目標考慮進去，因為它尚未獲得通過并簽署為法律。如果它已經成為法律，也會被包括在“參 考情景”中。這樣一來，已經為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作出艱巨承諾的國家反倒因為采取了行動而受到懲罰。 對IEA分析的誤解不能全怪IEA。該機構對自己設計的“參考情景”清晰地作出了解釋，它寫道：“參考情景絕對不是一種預測，而是描述了如果各國政府不改變其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全球能源市場將如何演變的基本情況。” 然而一個問題是，中國實際上尚未像IEA所假定的那樣延續(xù)其政策措施。事實上，數據顯示，中國甚至還沒有實現那些旨在降低能源強度的政策所確定的目標。今后5年的能源政策應該在這個冬季的后期宣布，并且可能包括IEA假定中國將會采取的積極的環(huán)境保護和清潔能源措施。但是，這個決定決不是一個預先做出的結論。對那些密切關注中國的能源政策的人來說，眾所周知，中國的許多省份在想方設法地削弱政府的能源強度政策。把這些現象描述成“參考情景”或現狀是不符合 事實的。IEA也許是對的——中國中央政府終將贏得勝利，減排政策將得以延續(xù)，但該機構毫不猶豫地承認，這樣做將面臨重重困難。 事實上，IEA對中國的減排承諾已經給予了肯定，認為其“意義深遠”。該機構首席經濟學家法蒂•比羅爾(Fatih Birol)估計，中國的承諾將使預計的碳排放量減少10億噸；中國的哥本哈根承諾將“……使中國處在遏制氣候變化這場戰(zhàn)役的最前沿。” 結論 從中國以往的記錄和短暫經濟史的回顧可以看出，中國向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提交的減排承諾具有重要意義。地球村應該毫不猶豫地握住這個承諾，以便及時讓中 國把它鎖定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目前，美國應該加快行動的步伐，以展現其領導地位，否則將面臨遠遠落在中國后面、難以在重大問題上成為全球領袖的風險。中國的哥本哈根承諾令美國國會感受到了采取行動的壓力。 IEA可以發(fā)布一份正式聲明，解釋它構建的“參考情景”及其含義，從而幫助澄清事實。它還應該在網上免費發(fā)布《世界能源展望》（每本150美元），幫助世界各地的分析家們理解其“參考情景”的奇特構建方式。 哥本哈根官方代表團會議不妨擁抱中國未來10年的行動計劃，同時鼓勵中國政府在此后不久為其碳排放設定上限。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應對中國政府展現領導地位的表現予以回應，作出它自己強有力的減排承諾。
過去，中國的確曾在一段長時間內大幅降低了能源強度（和碳強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像所有計劃經濟一樣，對能源的浪費十分嚴重。改革、重組、能源短缺和極其嚴格的管理，使中國得以迅速降低了能源強度，并進而降低了碳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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