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計算各地報上來的數(shù)字，王玨林發(fā)現(xiàn)，到4月份，中央的4萬億元投資已經帶動了地方30多萬億元的投資。
從4萬億元到30多萬億元，保經濟增長的投資都流向了哪些領域？
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法規(guī)司副司長徐宗威向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鐵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礎設施以及醫(yī)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資流向的主要方向。
截至今年1月份，北京市新增投資60億元，主要用于軌道交通、中小企業(yè)和農業(yè)，其中20億元用于京滬高鐵的征地拆遷。
江蘇省已經撥付90億元資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農村民生和基礎設施、重大基礎設施等。
浙江省組織了3300億元投資，主要投向千億基礎網絡工程、千億產業(yè)提升工程和千億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備教育、醫(yī)療、文化、體育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
山東、廣東等省增加的投資，方向跟北京和江浙等省市都差不多。
然而，在徐宗威看來，從中央到地方，似乎都缺少了對城市公用事業(yè)的關注，而中國仍處在市政設施相對不足且市政設施需求迅速增長的階段。
“盡管投資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業(yè)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規(guī)模不大，尚不足以體現(xiàn)城市公用事業(yè)對經濟增長應有的重要拉動作用。”徐宗威說，在地方增加的投資中，投向城市公用事業(yè)的比例和規(guī)模也普遍偏低。
據(jù)知情人士介紹，市政建設投入不足的問題已經得到相關部門的注意，已確定將其作為下一步拉動經濟的增長點。
“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話”
市政公用事業(yè)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熱、垃圾處理、市政道橋、公共交通、園林綠化、污水處理、管道燃氣八個方面的市政設施建設。
在城市基礎設施中，城市公用事業(yè)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一環(huán)。
長期研究城市公用事業(yè)的徐宗威近日出版新書《公權市場》，對我國城市公用事業(yè)的發(fā)展現(xiàn)狀進行了論述。他告訴記者，城市公用事業(yè)具有先導性、基礎性、公益性等屬性，需要得到更多關注。
然而，在我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公用事業(yè)卻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曾有專家表示，以應有功能來衡量，我國大多數(shù)城市的市政公用事業(yè)連“健康”都算不上。
提到市政公用事業(yè)，北京居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2004年7月10日的暴雨事件。
那天是周六，市民們如往常的周末一樣逛街、聚會、休閑。張藝謀大片《十面埋伏》的全球首映禮也在這天舉行，大批倒票的黃牛憋足了勁要大賺一筆。然而，就在當天，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雨讓所有不在家呆著的人都狼狽不堪。
當天下午16：10左右，北京上空突然電閃雷鳴，頃刻間降下瓢潑大雨。不到兩個小時的降雨讓整個北京市的交通陷入癱瘓。10多座立交橋下積水深達2米，一些地下商場、地鐵站也被雨水所淹，公交車、小汽車變成了船。
中國災害防御協(xié)會副秘書長金磊在事后接受采訪時表示，在那場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話”。
這樣的事件在全國很多城市都出現(xiàn)過。市政建設與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現(xiàn)象至今依然是個不小的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講招商引資、發(fā)展經濟，講得比較多的是改善投資環(huán)境，路橋、通訊、水、電、氣、熱等設施有了，投資者就愿意去投資。沒有就沒有人愿意去投資。”徐宗威這樣解釋市政公用事業(yè)對經濟發(fā)展的先導、基礎作用。
在他看來，市政投資是最安全的投資市場。市政共用事業(yè)具有自然壟斷性、社會公益性等優(yōu)勢。只要投資和經營了城市公用事業(yè)，就可以獲得壟斷的市場經營地位，就可以獲得長期和穩(wěn)定的投資收益，因為社會公眾對城市公用事業(yè)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是每天必須的、無法選擇的。“在金融危機中大量的觀望資金和等待資金，不會首先流向工業(yè)生產項目和企業(yè)，而首先會流向城市公用事業(yè)。”徐宗威說，因為投資其他工業(yè)項目可能會打水漂，投資城市公用事業(yè)至少可以留下必需的市政設施。此外，政府承擔著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重要職責，只要投資和經營了城市公用事業(yè)項目，就可以獲得政府為確保公共利益而始終承擔著的對相關風險的補償。
在我國放開市政公用事業(yè)市場后，大批境外知名的大集團紛紛進入中國市場，法國威立雅水務集團至今已經在中國十幾個城市獲得了不同份額的水務經營權。
據(jù)統(tǒng)計，目前全國的城市市政設施固定資產投資在1萬億左右，占全國GDP的比例在2%以上。
徐宗威認為：“經濟發(fā)展這一條腿長，社會發(fā)展那一條腿短很長時間了。但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徐宗威說，因為城市道路、城市供水、城市燃氣、城市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等建設任務仍然艱巨。在目前的投資規(guī)?；A上，投資擴大1倍，達到2萬億元的規(guī)模，也很難說就能完全解決問題。
我國城市化進程仍然處在迅速上升階段?，F(xiàn)在全國有5億多城市人口，在未來的20年時間里，全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9億多，這對城市公用事業(yè)將帶來巨大的市場需求。這對投資者來講，也是個巨大的投資市場。 由賣地賺錢到賣公用事業(yè)賺錢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摸索市政公用事業(yè)市場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糧的城市公用事業(yè)開始斷奶。
2002年12月，原建設部頒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yè)市場化進程的意見》，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參與市政公用設施建設。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財政撥款占全國市政設施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是26%，上世紀90年代初是5%，新世紀初是4%，到了2007年只有0.8%。2007年地方財政用于市政固定資產投資也僅占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4.6%。
“中央財政在城市公用事業(yè)中的作用已經明顯弱化，地方財政的投入也不大，這與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不相適應的。”徐宗威說。
但王玨林認為，如果市政公用事業(yè)的投入逐年下降的話，我國的經濟不可能有現(xiàn)在的發(fā)展。“不能凡事都指望中央財政，城市內部的配套設施發(fā)展建設要靠城市自身來完成。”王玨林說，如果地方政府一分錢都沒有出，但城市公用事業(yè)發(fā)展起來了，城市經濟得到提升，這說明這個地方政府有本事。
據(jù)統(tǒng)計，八五期間，全國對市政公用事業(yè)的總投資是2600億元，是七五期間的5.2倍；九五期間投資7000億元，是八五期間的2.7倍。2001年全國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加維護投資2500億元，比2000年增長34%。“這些數(shù)字是中央、地方和社會投資的總和。”王玨林說，不管誰投資，只要這部分建設搞好了，都是城市發(fā)展的好事。
在市政公用事業(yè)逐漸放開的過程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進入。據(jù)安徽省統(tǒng)計，城市公交40%的產權，城市供水50%的產權，城市燃氣80%的產權，已經轉讓給民營企業(yè)或外國資本。不僅安徽，全國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從2002年開始，威立雅、蘇伊士里昂、泰晤士、德國柏林等大型外資水務集團開始進入中國，以巨資收購水廠。這些跨國公司的收購舉動一度讓國人困惑不已。
2002年5月，威立雅水務集團斥資近20億獲得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50%的股權，經營期限50年，而轉讓評估價為7.6億元，威立雅的報價超過評估價近兩倍。
2007年8月，揚州自來水股權轉讓項目招標，中法水務以8.95億元投標得中，報價為資產價值的5倍左右。9月，威立雅水務以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yè)49%股權轉讓項目，超出凈資產額3倍。
在國內水廠的收購上，外資這種溢價收購的手段屢屢奏效，也讓國內很多地方政府興奮不已。
然而，國內的水廠真的這么值錢嗎？
有學者指出，外資這樣的溢價收購意味著將來要成倍地賺回去，負擔最終都會轉嫁到百姓身上。
調查顯示，威立雅自1997年進入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后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上漲了4倍。
昆明市自來水集團2005年底開始與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調水價，2007年7月再次上調。
“以前地方政府是賣地賺錢，現(xiàn)在把市政公用事業(yè)也賣出去，這些都賣完了該怎么辦？”一位長期研究市政公用事業(yè)建設的知情人士這樣問記者。
在這位知情人士看來，我國這樣大規(guī)模地出售公用事業(yè)產權，全世界都罕見。外資、民營資本進入公用事業(yè)領域就是要賺錢，但這個行業(yè)強調的是公益性、服務性，如果政府管理跟不上，將會損害公眾利益。在市政公用事業(yè)的投入上，應該明確中央、地方政府各自的出資比例，不能完全推向市場。
按照徐宗威的觀點，市政公用事業(yè)市場化是大方向，但公共財政支出中對市政公用事業(yè)的投入不應該連年降低。政府財政應加大對城市公用事業(yè)投資的比重，特別是加強對縣級城市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承擔起城市各類市政管網以及大型市政設施的投資，使每年的財政投資與全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模保持在一個適當?shù)乃健?
一些地方政府急于甩包袱
隨著市政公用事業(yè)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開始出現(xiàn)。
2008年1月，湖北省十堰市300多輛公交車停運，致使全城70多萬市民出行困難。造成停運的原因就在于公交民營化運轉不良。
一位業(yè)內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原建設部文件出臺后，很多地方政府就開始賣水廠，要么是跟外資合作，要么干脆一賣了之。在天津，一家水廠以超過18%的回報率賣給了外資機構，結果馬上虧損。在成都，在一家水廠被出售后政府才發(fā)現(xiàn)根本沒有之前預料的那么高的水量，但合同已經簽了，與出資方達成的回報率不能變，這家水廠同樣變?yōu)樘潛p。在東北一個城市，原本已經出售的水廠現(xiàn)已被收回。
很多地方在打開市政投資大門之前并沒有做好準備。“市政公用事業(yè)建設的放開不是壞事，但我國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就走出了這一步。”這位知情人士說，國外公用事業(yè)私有化經營首先要立法，而我國則跳過了這樣的程序。
“由于政策法規(guī)、標準、管理措施、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不配套，一些政府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急于招商、急于甩包袱，在一些具體操作上不懂、不細，沒有作具體研究。”王玨林說，比如公交線路、水廠賣出去，本身沒有錯，但基礎分析工作沒有做透，只想到有人買，政府還能有些收入。賣完后卻沒有人管。這樣一來，損失是國家的，傷害的是消費者。
王玨林認為，市政公用事業(yè)的市場化是國家定的方向，但公用事業(yè)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沒有效益的，這種情況就不能打包賣出去，而是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來。不能盲目地都交給社會資本經營，更不能放任其賺錢，不對其進行管理。
在很多業(yè)內人士看來，市政公用事業(yè)是公共利益，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單純考慮經濟效益。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則是地方政府在市政公用事業(yè)市場化過程中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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