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對于水務行業(yè)來說，2009年的關鍵詞無疑是水價。因為水價，讓社會極大地關注了水務行業(yè)；因為水價，讓行業(yè)企業(yè)和專家都必須面對社會；因為水價，各級政府開始認真面對自己的公共服務責任。
2009年年中，面對日益熱烈的水價討論，出于與社會溝通的需要，應中國水網(wǎng)的邀請，以我們的研究和調研為基礎，本人特別撰寫了十五篇專門針對水價社會關注的溝通性短文。接到了來自行業(yè)、媒體和政府的許多反饋意見和建議。
2009年接近年關，水價問題的討論，在社會各界的持續(xù)關注下逐漸深入，再次應中國水網(wǎng)的邀請，針對四個水價關聯(lián)問題做一些補充，供討論參考和批評指正。
——清華大學水業(y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傅濤
2009年12月25日
傅濤再談水價之一：水價聽證會的誤區(qū)
水務服務水平的提升帶來成本的增加社會已經(jīng)容易理解，此輪水價調整之所以強烈觸碰到百姓的敏感神經(jīng)，更多是因為百姓對相關企業(y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經(jīng)營現(xiàn)狀存在不滿，聽證會因此成為公眾和自來水公司以成本為核心進行博弈的舞臺。
但是，在水價這個杠桿的兩段，一端是公眾，另一端卻不是自來水企業(yè)，而是政府。
城市水務服務作為一種公共服務，涉及到政府、企業(yè)、公眾三方關系。其中，政府是此公共服務的責任主體，處于三方關系的核心位置。一方面，政府決定著公眾所要支付的用水價格；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決定著企業(yè)以什么形式為公眾提供水務服務。
無論哪一種服務形式，政府直接提供也好，企業(yè)幫助政府提供也好，水務服務成本的承擔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從政府財稅收益或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做公共服務，這樣百姓可以不付費或少付費水費；另一方式完全由百姓來付費。在公共服務總成本中所支付的總成本中，由公眾支付的那部分費用，稱之為水價，這是水價的本質，也就是消費者所承擔的支付責任。
水務服務成本究竟是由財政稅收來支付，還是由百姓用水價來承擔，還是兩者組合負擔？這是財政政策的選擇問題。水務行業(yè)并非像電力、鐵路等屬國家負責的公共設施，而是地方市政設施，中國的地方政府“受困”于《預算法》，限制了其融資能力，也受制于地方?jīng)]有開征物業(yè)稅，地方政府的水務融資渠道十分有限。為此，1998年的《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就確定了由終端使用者，即消費者來支付用水成本的原則。這一原則目前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原則。但是需要強調，由消費者付費的原則并不免除政府責任，政府仍然需要與百姓協(xié)商對用水成本的價格分攤。
舉例說， 10塊錢的水務成本需求，百姓少出，政府就一定要多出，政府少出，百姓就要多出，不能指望自來水企業(yè)成為 “又跑又不吃草” 的馬。如果支付總量不足，就會影響服務的水平和質量。而供水質量關系著百姓的健康和生存，也關系經(jīng)濟發(fā)展。所以，水價本質上就是在政府和百姓間尋求平衡，政府和百姓需要進行商量，也就是需要對總服務成本中需要由公眾支付多少、政府補多少進行協(xié)商，這種協(xié)商就是聽證會。
以上分析我們看出，消費者所負擔的水價，并不是供水公共服務的全部成本，政府補貼也是公共服務的成本組成。另一方面，水務服務的總成本不僅是自來水企業(yè)提供服務的這部分成本，有相當一部分是政府公共服務的成本，如節(jié)水管理、環(huán)境治理、資源保護等。從目前北京的水價組成來看，自來水公司真正能拿到的費用不足水價的50%。水價中的絕大部分是‘費’和“稅”，是自來水公司收取后交給地方財政的錢。
所以，針對聽證會需要澄清幾個誤區(qū)：聽證會本身并不是百姓和企業(yè)之間進行的討價還價關系，而是公眾與政府的協(xié)商關系；水價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服務成本，而且要包括公眾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公眾支付的水價高低不僅僅取決于成本的高低，而根本上是取決于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取向；水價問題并不僅是百姓跟企業(yè)間的兩方關系，而是包括了政府的三方關系；公眾參與聽證會的本意是表達民意，實現(xiàn)政府與公眾的溝通，而不是讓非專業(yè)的公眾對供水成本進行專業(yè)性的審查，因為即使是專業(yè)人士，也很難在短期內對其成本的合理性進行有效判斷。
目前的水價聽證會已經(jīng)基本迷失，如果能夠理清這些關系，我們不難理解政府、公眾代表以及供水企業(yè)在水價聽證會上所面臨的尷尬和質疑。事實上讓百姓與企業(yè)面對面在聽證會上進行以成本為核心的較量是不妥當?shù)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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