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資源的合理分配、綜合利用，不應是一場弱肉強食的“戰(zhàn)爭”
彩云之南，江河密布。
長江水系、珠江水系、元江（紅河）水系、瀾滄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薩爾溫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等六大水系或發(fā)源于云南或流經(jīng)云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水資源豐富的省份，仍不免遭遇“百年不遇”的嚴重旱災的重創(chuàng)——大地龜裂、河流干涸、樹木焦枯、農(nóng)作物絕產(chǎn)、人畜飲水困難。而下游鄰國的指責聲則再度蜂起。
《中國企業(yè)家》記者在云南一周，遍訪當?shù)厮块T、文山州等重災區(qū)以及瀾滄江流域工礦企業(yè)和農(nóng)戶，發(fā)現(xiàn)，天災所帶出的，是一場圍繞水利設施投入的爭奪戰(zhàn)和水資源野蠻利用、無序開發(fā)的掠奪戰(zhàn)。而這場由來已久的“水戰(zhàn)爭”無疑加劇了天災的危害程度。
“三農(nóng)”缺水
3月30日凌晨，到達昆明巫家壩機場，仍見導游揮舞小旗，招呼游客。后來才知道，那些去城市景點、住星級酒店的游人，幾乎不會受旱災的任何影響—城市居民集中供水，一切如常。樹木依然是春天蓬勃的新綠，各色花兒也照舊是清明前的明媚鮮妍。清晨的道路甚至仍然灑過水，花壇里的綠化樹木，也都澆過水—土是濕的。出租司機很自豪地說，“我們是云南省會，怎么會不正常供水？”
就在記者以為旱災不如想象中嚴重時，后面六天的采訪證明，旱災最大的承受者是農(nóng)村、農(nóng)民和農(nóng)業(yè)。缺水，對“三農(nóng)”，是讓人窒息的沉重。
4月2日，從昆明飛抵與越南毗鄰的旱災重災區(qū)之一的文山州。立見與昆明截然不同的景象—山上的松樹都已枯死。山間梯田，土地已經(jīng)龜裂。本應種水稻秧苗的土地，去年秋收后，就再沒有耕種過，土地上仍留著秋天的稻茬。比水稻更耐旱一點的甘蔗，長到一人高后，也枯死。本應是七彩的云南、含黛的春山，變作連綿的枯黃。
一同從昆明飛文山的鄰座是一位藥商，自言到文山“看”三七。三七是一種中藥藥材，使用三七為原料生產(chǎn)的中成藥品種逾300個，而全國近97%的三七均產(chǎn)自云南文山。因為干旱，加之藥商囤積，三七的價格已經(jīng)從去年的每公斤70元上漲到如今的440元。
因為干旱，農(nóng)民種植三七的成本也在不斷攀升。在文山州硯山縣硯東市場邊一位被稱為“硯山首富”的胡姓農(nóng)民，還在堅持種三七，但堅持的成本是巨大的—每個月給三七澆3-4次水，每次澆水成本是3－4萬元。在硯山，水已經(jīng)賣到80-100元/立方米，是兩個月前昆明城市生活用水價格的80倍。正常年份，三七的畝產(chǎn)量也不過100公斤左右。
沒有更多人敢于冒風險去買貴如油的水去澆地。絕大部分農(nóng)民，還沒到成熟季節(jié)，就把三七提前挖掉賣了。金融危機后，國家“四萬億”投資，云南爭取到一些公路建設項目，很多地方正在修路，漫天塵土里，無地可種、無所事事的農(nóng)民無聊地圍觀挖土機作業(yè)。
牲畜也要喝水。30歲的王啟仙，一個月前，終于賣掉了她養(yǎng)的6頭豬，到硯山縣城煙草酒店做服務員。丈夫王俊在硯山縣干河張小法都克寨當小學老師。12年的代課教師生涯，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20元。王俊所在的寨子從大年初二就斷水了。有人運水到寨子賣，他的工資，只夠買1.5立方米的水。
王啟仙的大哥王啟洪，正常年份，一家一年種地純收入2000元。今年因為干旱，無法耕種，從來沒有離開土地的大哥，過完年，終于離開土地，到廣東打工。其實，除種地外，他別無謀生技能。
王啟仙母親所在的硯山縣者臘鄉(xiāng)公革村，因為政府建“小康示范村”，由政府出資，村里每家每戶都修了水窖，并不缺水。但硯山縣的“小康示范村”屈指可數(shù)。全縣45萬人口，有28萬人出現(xiàn)飲水困難。2萬從前以種地為生的勞動力，為能夠喝上水、賺錢補貼家里買水，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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